《徐陵集》典故的语言学研究

【摘要】中古语言研究中对用典这种语言现象的研究比较薄弱。以往对用典的研究大致集中在用典的种类、用典的功用、如何恰到好处地用典这几方面,仍处于对用典现象的描述和分类阶段。对典故的诠释过程中,则以广征博引为最重要的笺注方式,也就是根据用典语句的字面去寻章摘句,以此考求典故的来源出处,而对揭示诗文中用典的微言大义和弦外之音则用力不够。用典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在中古的文学创作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历代笺注家对文学作品中的典故也是尽其所能地加以阐释。因此,对用典这种语言现象的内部认知机制进行研究、对典故注释的适用方法进行探讨是中古语言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工作。中古文学语言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追求精致、含蓄、典雅,在诗文中大量地使用典故。南朝梁陈时期徐陵的文章,工巧华美自不待言,所作又多庙堂之文,并且其文学作品也以用典隶事贴切而著称,可算是用典作品的典型。《徐陵集》的整理研究虽然是文献学方面的工作,但古文献的整理离不开以古汉语研究为基础和支撑。《徐陵集》的整理中出现了很多有待语言学研究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校勘方面出现的异文取舍的问题,笺注方面出现的词语释义、典故诠释的问题,这些都说明了从语言学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徐陵文集经过历代丧乱散失殆尽,现在流传的《徐陵集》是明人辑佚汇编所得,集中所存诗文共127篇①,其中诗歌42首,骈文85篇,用典不少于1490个。《徐陵集》是用典作品的一个典型,因而其中最主要的阅读障碍,便首推那些远采先秦典籍,中取魏晋,近用宋、齐文章的典故。有鉴于此,清代学者吴兆宜在《徐孝穆集笺注》中,就把笺注的重心放在注释典故上,为此后三百多年来的读者扫除了很大部分的阅读障碍。但吴注毕竟是草创之作,其中误注和漏注的典故仍不在少数。另外,由于时代的原因,吴注采用同注互见法时所云见前某篇者往往简称,而且不指明是篇中哪一句之注,这就使得不熟悉徐陵集中文章以及相关典故变化形式的读者难以找到与该典故相对应的注释；并且吴注对典故的诠释重在交代典源,点出典源后很少联系用典诗文阐释典故的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现象,即所交代的典源有时只是一些毫不相干的或者说并不典型的例子。近年问世的《徐陵集校笺》,虽然总体上比旧注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但在典故注释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很小。《校笺》除了补充吴注中引用文献的内容、交代吴注引用文献的来源外,对吴注中原来存在的误注和漏注之处的补正并不多,不但没能吸收利用前人已有的一些对吴注笺注典故误漏之处的商榷成果,而且还出现了不少吴注中没有的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校笺》在注释典故时所采用的方法与吴注中的方法相比几乎没有优势。《校笺》以繁琐而详尽的征引为主要的手段和目的,既没有注意到将典故与用典诗文相结合以点明典故在文中的喻义,又因为引文的冗长而使笺注重点淹没,因此,《校笺》在笺注典故时给人的印象有这么一点,就是常常会忘记了某个典故是用在这篇文章里的,从而使典故训释变成了为炫耀博学而开列展品式的行为,以致读者越看越糊涂。针对吴注和《校笺》在典故注释上的难点和盲点,以及旧式的典故注释方法带来的弊端,本文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探讨用典的认知基础,并且从典故与现实诗文两个领域间的关联点入手,强调对典故喻义的分析和解释,为具体的典故注释工作探寻更合理的方法,指出“典故因素义”和“典故与现实诗文间的关联点”是典故诠释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着眼点。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本文从用典的辨认与判定、典故溯源、典故释义三大方面着手,致力于对已有的《徐陵集》笺注本中典故诠释方面仍然存在的难点和盲点进行解决。本文在充实古汉语中用典现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本文主要有以下几个创新点：一、首次全面地讨论了与“用典”有关的若干概念间的关系。1鉴于以往的修辞学研究中讨论用典时,一般只会简略交代古代的文学批评著作习称“用典”为“用事”,而并不分析古代“用事”与现在“用典”两者间的区别与联系,本文首次详细地讨论了“用典”与“用事”的关系。本文首次勾勒出“用典”逐渐代替“用事”的演变过程,并且分析了其间的演变理据。其后,本文讨论了“用事”与“用典”的范围差异,主要以《文心雕龙》与《颜氏家训》中所涉及的“用事”的例子为分析和比较对象。(详见第一章第一节)2针对以往的研究中对用典、典故、典故词语三个概念界限不清的问题,本文对用典、典故、典故词语三个不同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辨析,指出了三者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典故与成语、典故词语与成语之间的区别作了区分,指出典故是非语言单位的,成语是语言层面的,典故与成语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典故词语与成语则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各自命名的词类,典故词语强调包含典故在内,采用何种语言单位则不作特别要求,因此典故词语可以是结构稳定的词,也可以是能变换结构的词组或短语,成语强调其长期习用、结构定型与意义完整,而是否包含特定的典故则不是判断的必要条件。(详见第一章第二节)3本文对典故词语中语典词的概念和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概括。语典词是近七八年内才开始被关注的一类特殊的词。语典词专指语典词语中以固定的词的形式出现的那部分词。语典词曾经也叫雅言词或典故词。从构词方式上来讲,语典词的构成方式不属于“连绵字”、“词根加词头、词尾”和“仂语的凝固化”三类中的任何一种,它是通过割裂、提取经典文献中的语句而形成的词语,是由于文人使用语典而产生的一类特殊词汇,因此从构词途径着眼,可称之为“典故词”。跟共时的通俗易懂的“俗语词”相比,它显得典雅含蓄,因此也曾被称为“雅言词”。(详见第一章第三节)二、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指出用典是一种语言现象,它的认知基础分为隐喻和转喻两类。在此基础上将用典分为隐喻式用典和转喻式用典两类。以往从认知角度对用典进行的研究多数将用典直接定义为一种认知和思维机制,这种作法是不科学的,因为这实际上是误将用典的认知机制等同于用典本身,也就是将用典行为直接等同于隐喻的认知活动。本文指出用典本质上是一种修辞方式,一种语言现象,而不是一种认知方式,它有普遍而合理的认知基础,即隐喻和转喻。隐喻是基于事物间相似性的对比类推,转喻指基于事物间邻近性的借指替代。按照用典的两种认知基础,本文将用典分为隐喻式用典和转喻式用典两类。相比于传统的将用典分为用事典、用语典两类,或者分为明引、暗用两类,这样的分类方式更有利于揭示文中所用典故的表达意图或言外之意。因为它是建立在典故与现实诗文间的语义关联点上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从相似性的关联点和通转性的关联点着手,以《徐陵集》中具体例证分析隐喻式用典和转喻式用典两种不同的用典方式下如何对所用典故的表达意图或言外之意进行揭示。(详见第二章)三、首次结合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和转喻理论为具体的典故注释工作寻找出切实可行的适用方法,指出“典故因素义”和“典故与现实诗文间的关联点”是典故诠释中最关键的两个着手点。本文在总结和继承传统的典故训释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认知语言学中用典涉及典故和现实诗文两个领域并产生语义关联的理论,总结出典故诠释过程的三个重要环节中可采用的方法。在用典的辨认与判定环节中,以典故与现实诗文间的语义关联为判断标准,可避免出现“典作非典”和“非典作典”的现象；在典故溯源环节中,从典故因素义和典故与现实诗文两个领域间的关联点入手,可帮助挖掘出语句中所用之典,判断所溯出的典源是否正确；在典故释义环节中,利用对诗文中所用典故进行释义的关键在于寻找并阐明其中的语义关联的特点,从典故与现实诗文两个领域间的关联点入手,对典故喻义进行分析和解释,揭示文中所用典故的表达意图。(详见第三章)四、从实践的角度致力于对已有的《徐陵集》笺注本中典故诠释方面仍然存在的难点和盲点进行解决,共计解决八十六处。本文对吴注中原来存在的误注和漏注之处,以及《校笺》中新出现的典故诠释上的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分判断用典与否失误、典故溯源失误、典故释义失误三部分,对其中的失误之处逐一进行补正,共计解决典故诠释方面的难点和盲点八十六处。这些实践的成果对典故辞典的编纂、《徐陵集》的整理研究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贡献。(详见第四章)
【作者】毛娜；
【导师】吴金华；
【作者基本信息】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2013，博士
【关键词】徐陵集；典故研究；训释方法；注释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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